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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改革中，地主自然不会对农民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俯首听命。他们知道，正面对抗是徒劳无益的，便暗中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土地改革。

地主破坏土地改革的常用手法，就是想方设法隐藏、分散自己的财物。地主疏散财物的办法: 银元、元宝、珍珠、金银器皿埋在地下；粮食、衣布、农具、瓷器等品，往地下埋藏不便者，利用各种关系，隐藏到贫穷的亲戚、朋友、佃户和长工家里。

这些农民或抹不开情面，或经不起地主的利诱，只好答应地主的要求。这种现象，在太行解放区，农民称之为地主的“防空洞”。

仅长治县三区经动员后，群众自报给地主隐蔽的赃物，计土地6600余亩，房屋1700余间，牲口100余头，元宝、首饰6900余两，银洋17000余元，衣服7900余件。五区王庆村25个农民报出给10户地主包庇的土地71亩，粮食82石及衣服、银洋、牲口等物。

腐蚀收买干部和落后群众，甚至不惜使用美人计，也是地主破坏土地改革常用的手段。美国友人韩丁1947年作为一名拖拉机技师，随同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来到中国，派往冀南解放区工作。救济善后总署的工作结束后，应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的邀请，来到晋南潞城县（今潞城市）的北方大学，担任英语教员。

1948年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进入高潮，北方大学有一半的师生下乡参加土改。这时，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的韩丁为了亲身感受中国农村的社会巨变，经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同意，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山西省潞城县张庄的土地改革运动。

回到美国后，他将这段亲身经历写成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农民打破封建枷锁、获得自身解放的曲折历程。

《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有一个年轻的雇农叫张存喜，给邻村高家庄的一个地主干活。高家把他当作牲口一样使唤，吃的是小米和谷糠，睡的是牛羊圈。有一年灾荒、张存喜的母亲来到地主家讨饭，张存喜溜进厨房给母亲盛了一碗小米饭，地主发现后将他打得遍体鳞伤。这家地主的儿媳妇原来嫌张存喜身上的羊粪味，见了他就远远地躲。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这个女人却忽然对张存喜眉来眼去了，还给张存喜好东西吃，补破衣服，最后还将张存喜拉上了床。张存喜成了地主的俘虏后，不但为地主藏匿衣服和值钱的东西，而且当群众斗争这家地主时，他还想方设法保护地主。

地主家的地虽然被分掉了，张存喜也回到了张庄，但他不积极参加村里的斗争，还拒绝村里分配给他的土地、房屋和其他任何财物，还要他母亲不要去参加对地主的控诉。原因是他听信了地主的话，说国民党马上就要回来惩办那些参加斗争地主的人。

无独有偶，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山东省武城县有一个叫李春林的地主，家中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十八岁的女儿。面对日益高涨的土地改革浪潮，他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就逼自己的女儿去勾引雇农骨干。

一天，他将雇农团主席请到家里吃饭。他与他老婆在一张大桌子上吃，让雇农团主席和女儿在下面一张小桌子上吃。过了几天，他又让其和女儿在另一间屋子里吃。不到半个月，雇农团主席就和地主女儿睡到一起了。

一天晚上，地主女儿跟在雇农团主席的怀里说: “眼下你要的东西都有了，你就别再干雇农团主席了。往后别再搞啥斗争了，你缺啥只管向俺要好了。”雇农团主席听了她的话，渐渐失去土地改革的兴趣。在干部会上，一当有人提出要斗地主时，他就说:“算了吧!咱们现在有吃有穿了.还斗个啥呀?”

派狗腿子打入农会，搞假斗争，也是地主逃避斗争，保存自己土地财物的一种手段。东北解放区松江省巴彦县有一个屯子，虽然以前也经过三番五次斗争，但地主的势力并未摧毁，基本群众翻身有名无实，屯子仍被被称为“满洲国”、“老中华”的四大户把持着。

县委带领三个区的工作队员到那里集中试点。开始群众不敢同工作队接近，后来深入到最贫苦的农民家了解，才发现从减租、清算到分地，四大户均未受触动。

秋收时地主仍然是粮垛成山。牛马满圈: 分地时留好分坏，留多分少．留近分远，并霸占青苗，拖延打场，群众没有分得一粒粮。他们还挑拨穷人斗穷人。这个屯换过四次“头人”（村干部），但不是烟鬼兵痞就是流氓警察跳大神的。

这些人是在以前区工作队的个别人支持下上台的。群众说，对四大户的斗争，是干部“坐在地主的炕头上算账，遇事同狗腿子商量”。群众从未与四大户撕破脸，分果实是用抓阉的办法，明分暗不分。分了地主的马，也是“地主用，小户不敢动”;房屋是“地主住瓦房，小户住破房”。

所以，群众对分地分房分浮财的信心不大。这个屯子的自卫队只有一本花名册和一个烟枪队长。洋炮捆放在四大户的朱二八爷家里，后来捆放在农会的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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