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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作为社会力量促成了新型的政商关系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基金会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世纪初，当美国社会矛盾尖锐，需要做出大规模调整和改良的时候，基金会先于政府在教育、医疗等领域进行了救助，起到了先驱作用。

1929年的大萧条引起了美国社会恐慌和空前的动荡，问题的严重程度远非私人救济所能解决，况且企业家也在危机中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随着美国罗斯福当选和“新政”的出台，美国社会福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新政”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劳动者的自由组织的权利和选择代表的权利。同时也大力鼓励私人捐赠，对大企业的捐赠给予部分免税待遇，并把鼓励私人捐赠作为鼓舞士气、加强社会凝聚力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基金会协助政府尽其所能地对社会进行了救助，罗斯福新政避免了政府干预政策与私人捐赠行为的相互对立，没有让政府行为完全取代私人慈善事业。

新政后，富豪与公众的妥协成功奏效，经济大幅增长，收入差距稳步缩小。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前1%的富人收入份额从1940年的近16%降至了1970年的7%。慈善事业也成为一股强大力量，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影响社会的议程。盖茨就曾在2014年采访中说基金会的工作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增加可选项，而不是直接告诉政策制定者怎么做。

此后，美国政府福利政策与企业、私人公益捐赠形成了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新型政商关系。

对于政府来说，基金会可以为政府拾遗补缺，做政府“没有做、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情。基金会一方面可以弥补政府公益事业资金的不足，帮助政府缓解社会矛盾、满足社会福利、发展文化教育等，还可以成为输出美国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成为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只“看不见的手”。

对于基金会来说，与政府之间关系也可以增加自己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正如洛克菲勒所指出的，“华盛顿的国务院是我们最大的帮手，众多大使和部长们帮助我们在全世界最远的角落开辟新市场”。

作为社会组织的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人员流动也很常见。美国很多政府高级官员都与基金会有着紧密的联系。

比如，仅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家就有三位高级官员曾在政府中担任国务卿一职。

一是腊斯克（Dean Rusk)，曾任杜鲁门政府的副国务卿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在两次政府职务之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

二是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退位后，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之后又任卡耐基和平基金会董事长；

三是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的岗位上卸任后，担任了卡特政府的国务卿。

因而，基金会也有“影子内阁”之称。

以上内容来源于公益时报 ，作者公益时报

作者：朱睿 赵冠军 李梦军

来源：公益时报

详情请见《美国富豪是如何开始做慈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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