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小宜来为大家讲解下。荀子的行政思想是（荀子政治主张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3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读三声，指引导。“齐”，本意是整齐，这里指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免”，指免于犯罪，免受刑罚。“耻”，指羞耻之心。“格”，本意是规矩、规范，这里指人心归服，走正道。

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用行政命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强迫百姓服从，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罚，却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统一百姓的行动，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并且人心归服，走上正道。"

本章是孔子关于德主刑辅治国方略的经典之论。学习和掌握孔子的这一重要思想，要认真理解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两种治国方略的关系。为政篇第一章，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本章可以看做是孔子对为什么主张为政以德的回答。孔子比较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他认为，如果只用行政命令和刑罚去整治民众，那么，他们虽然可能为了免于刑罚而不去触犯法律，但内心并不感到羞耻，不会心悦诚服。如果用“德治”来实施领导，用仁政和诚信去引导民众，用“礼乐”去教化民众，他们就会怀有羞耻之心，知荣辱，辨是非，并且心悦诚服。据此他肯定了道德教化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他主张"为政以德"，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础，把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在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孔子在两千多年以前提出的这个重要思想，对于我国的政治、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重道德、讲礼仪的优良传统，促进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伦理学思想、道德体系和道德教化体系的发展。

二是"道之以德"与“齐之以礼”的关系。这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两个方面。道之以德，使百姓有耻；齐之以礼，使行为有据。德与礼的关系，也就是仁与礼的关系，二者是统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

《左传》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是我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规范，它的作用在于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秩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初的“礼”，是上古时代贵族祭祀神灵、祈求幸福的仪式。在孔子之前，人们主要是从“天命”的神秘观念上，从祭祀的仪式上去认识“礼”。孔子赋予“礼”新的内涵，强调“礼乐”之重要，不在于它的表面形式，而在于它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一方面，他认为“仁”是“礼”的人性根源和内在依据。“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仁”是“礼”的根本，人如果失去了“仁”，就不可能心悦诚服地实施“礼”。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礼”对于“仁”的规范作用。“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就是说“仁”的思想和行为要有一个社会认可的标准，这就是“礼”。

本章关于德与礼关系的思想，对于今天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借鉴意义，应该认真研究分析。“礼”的具体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但是，任何一种社会都需要“礼”来规范，这是毫无疑问的。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孔子关于“礼”是社会规范和人们行为准则的思想，尤其具有宝贵的价值。

三是“政、刑”与“德、礼”的关系。孔子论治世之道，主张以德化民，强调德与礼的重要性，倾向于扩大教化的效用。同时，他明白人类天赋不齐的事实，因此，并不否定政与刑的作用。二者相比较，他更看重德与礼，主张以道德教化为主，把刑罚作为教化的辅助手段。荀子提出“隆礼重法”，是对儒家治国方略的重要补充、丰富和发展。由于后世儒家提出的“道统”说把荀子排斥在外，荀子的这一重要思想当然不可能被他们继承下来。

当今时代，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他律与自律相结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读史记有感（7）

春秋五霸

春秋五霸大致有二种说法：

史记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

荀子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吳王阖闾，越王勾践。

根据这七国的实力与在历史上的作为来看，荀子的说法更符合史实。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国家，他任用管仲为相，改革了内政，寓兵于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迅速成为最富强的国家。

韩非为韩国王室公子，最初师从荀子，他接受荀子的教导，肯定人性为恶，必须经过教化约束才可行善。

但他也明白政治的目的在于安顿百姓，如果采取荀子所推崇的礼仪，则在乱世收效甚微。

因此他改为采取“刑名法术”，即用非常严酷而面面俱到的刑法来约束百姓的生活。

韩非处在战国时代的末期，征战不休，他提出一套治国方案，要能够富国强兵，因此就采取了法家的手段。

治理最有效的方案是不需要让人费心尽力，有法术即可，即有法律规范，百姓只要严格遵守，就可以达到平定天下的效果。

秦始皇在他的倡导下，将法家的理论贯彻到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中。

秦朝法律是很严苛的，特点就是轻罪重罚，而且刑罚极其残酷。

《秦律》帮助初生的秦王朝稳定了社会秩序，保障了国家各项事务的正常运作。

韩非子曾说，立法当如深涧。

一条深涧，如有百丈深，悬崖峭壁如刀砍斧凿，那么路过的百姓，都会知道这条深涧的可怕，连不懂事的儿童也一定会绕行，而不会有人试图跨越。

因此秦朝法律多半野蛮残酷，而且事无巨细，规范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法律过度严苛，百姓触犯法律的情况就较为多见。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俗称云梦竹简。

内文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

出土的竹简，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秦朝的法律制度，已对各类违法行为有了详细的判决规定。

云梦竹简记载了很多判例。

比如说，农户将战略物资——耕牛，领回去饲养后，如果耕牛出现了伤亡情况，农户是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的，甚至耕牛体重下降，农户也会受到处罚。

再比如说秦朝的武器，为何能够所向披靡？

一方面是他们的冶炼和锻造技术先进；

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采取了生产责任制，在每件兵器每个部件的上面都会刻下制作工匠的姓名。

如果在战场，兵器的质量出现了问题，那么相关的工匠，甚至检验人员都会根据法律，受到严厉的惩罚。

可惜，过于严酷的刑法，虽然让秦朝在短期内统一天下，成就了霸业。但也为帝国的统治埋下了隐患，不过短短十五年时间，秦朝灭亡。

在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官僚制度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而促成这一切的需求是君主试图更有效的控制臣子、掌握权力，手段是实行文武分职。

春秋前期，各个诸侯国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官名。

如鲁、宋、郑、晋等国有司徒、司马、司空，有的还设有太师、太傅、左师、右师、司寇等。

如楚国有令尹、司马、司徒、司败、莫敖等。

各诸侯国最主要的执政和政务官，统称为卿，并有正卿、上卿、介（亚）卿的区别。他们平时为国家的政务官，战时为军队的高级长官。

在当时，这些职官还是由世袭的卿大夫们担任，依旧是世卿制。

春秋后期，各诸侯国相继开始出现文武分职的官员制度。

在公元前547年，齐景公即位之初， 崔杼因策立有功被任命为相，庆封被任命为左相（《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是最早的以“相”命名的官。

虽然这时的相还是世袭卿大夫之职，还不能由国君自由任免，但文武分职已经开始发展起来。

回溯至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以郤縠将中军，狐偃将上军，栾枝将下军，出现将军之名，这些将军同时又是列卿，文武尚未分途。

但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以后，在设将军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相”， 说明文武职已经分离，“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战国策·赵策一》）。

如此重要的职务而不让卿大夫担任，说明当时的官员任命制度正在从世卿制向官僚制度过渡。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君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削弱世卿的势力，大都采用“见功与赏、因能授官”的办法委任职官，添设爵位，招揽四方贤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官僚制度。

齐、赵、魏、韩等国首先设立了作为“百官之长”（《荀子·王霸》）的“相”，同时又陆续设立了将军之类的官职为武将之首，文武逐渐开始殊途。

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官制变化情况也不一致，如楚国的变化较少一些，而秦、燕变化则较为晚一些。

由文武合一演变为文武分途，反映出国家军事和行政的必要的分工，但其发展也必然有一个过程。

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发展走向快车道。

公元前328年，秦惠王以纵横家张仪为“相”，负责外交事务，但这一“相”职还不是百官之长。

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以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但他们仍然能以将的身份领兵作战。

以后秦国又相继设立了国尉和将军，文武才逐渐分职。

自秦昭王灭东周（公元前256年）以后，加快了官制建设，以三公九卿制为主体的官僚体系算是初步形成了。 

文武分职使官僚制度得以迅速发展，据明朝董说《七国考》和缪文远《订补》所统计，战国时，秦国存官名52种和爵20等，齐国有官名33种，楚国有官名98种，赵国有官名58种，魏国有官名32种，韩国有官名19种，燕国有官名19种。

当时，各国仍都存在有封邑的贵族，值得提出的是，这些有封邑的贵族虽然按规定还是“世世称孤寡”（《战国策·齐策六》），“皆世世为侯”（《史记·赵世家》），但实际上真正传世的并不多。

而且，各诸侯国内大部分有封邑的贵族在封地内没有实际统治权，也不是封地的实际拥有者，只有衣食租税权，实际上是官僚俸禄以外的经济供给补充，跟原来的世卿世禄制已经大不相同了。

“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尉缭子·原官》），这是各诸侯国君主控制臣下的最重要手段。

因为文、武分职，底下的臣子们权力被分散，可以起到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大臣揽权造成的对各诸侯国君主权力的觊觎和威胁。

同时，文、武分职也适应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事和军事分工的需要，使文才和武略能更好的各尽其能。

如此，既能保证各诸侯国君主们有效控制整个国家，又能让文臣、武将们各自发挥出自己的特长，提高本国的威力和统治效能。#历史##头条创作挑战赛#

学习强国：3月30日，学习强国挑战答题《四人赛》题库新增14题及答案（上午4题，下午又增加10题）。

1、“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该句出自陈毅的____。

A.《梅岭三章》

B.《偷渡梅关》

C.《赣南游击词》

D.《雪中野营闻警》

答案：A

2.“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该句出自____的《赣南游击词》。

A. 毛泽东

B.周恩来

C.陈毅

D.答案：C

3.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率领约300人，先后到达赣粤边地区，同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合，以____为中心，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

A. 梅岭

B.油山

答案：B

4.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____叶坪村举行。

A.江西兴国

B.江西宁都

C.江西瑞金

答案：C

5.“劳力劳心，亦知亦行。”陶行知先生的这句话，深刻阐明了____的重要意义。

A.劳动教育

B.心理教育

C.体育教育

D.艺术教育

答案：A

6.唐代女诗人薛涛是古代手抄加工纸的研制者之一，曾精心制作一种深红色的小笺纸用来写诗，大家非常喜爱，被称为____。

A.便笺

B.薛涛笺

C.信笺

D.云笺

答案：B

7.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是____。

A.《孔雀东南飞》

B.《木兰诗》

C.《陌上桑》

D.《长恨歌》

答案：A

8.“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描写的传统节日是____。

A.中秋节

B.元宵节

C.端午节

答案：B

9.我国知名画家张大千于1968年创作的绢本设色国画____，总长近20米。

A.《簪花仕女图》

B.《长江万里图》

答案：B

10.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行)》，下半旗时，先将国旗升至旗杄顶，然后徐徐降至旗顶与旗杄顶之间的距离为旗杆全长的____处。

A.二分之一

B.三分之一

C.四分之一

答案：B

11.鲍鱼是营养丰富的海鲜，它的贝壳可以做中药。它属于____。

A.甲壳动物

B.鱼类

C.软体动物

答案：C

12.“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句话出自____。

A.《周易》

B.《左传》

C.《荀子》

D.《孟子》

答案：A

13.我国跨经度最大的自治区级行政区是____。

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B.内蒙古自治区

答案：B

14.我国领土最东端所在的省级行政区是____。

A.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B.黑龙江省

C.内蒙古自治区

答案：B

疫情放开以后，地方能够“假于”的“物”在哪里？

战国时的荀子在《劝学》篇里说了一段话：

“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这段话讲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假于物”。一个人能力的大小，在于“假于物”的能力的大小，你手里有没有可以“假于”的“物”。

最近一地方紧急从外地采购了一批退烧药片，通过一连锁药店进行平价销售，以满足居民缺药的需要。好歹也算是一件利民的举措，但有居民担忧，为什么要通过私人公司发售？难道不怕又做了生意吗？

通过这件事，发现一些地方可以“假于”的“物”已经非常短缺，在行政上它可能得心应手，但一涉及一些民生的问题，就处于无“物”可“假”的窘境，没有自己的一套渠道，哪怕采购一点药片，也只能通过私人公司来完成。这个严重的短板，恐怕是疫情放开后，一些地方显然没有做好医疗资源储备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物”，是不好“假”的，医疗资源，全产业化了，其实问题多多，它造成了一些地方的本领缺失。

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委实制造了不少大案，杀得人头滚滚。据此许多人认为他是暴君，奇怪的是，残暴的朱元璋统治却越来越稳固了。

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老朱同志是个很有脑子的领导，他对贵族、官员下狠手，不代表他对百姓也这样。

朱元璋最恨的是贪官，最同情的是农民，他的国策是“安民为本”，主张“与民休息，藏富于民”。

洪武皇帝对农业的重视无以复加，如果当时有大喇叭，群臣上朝一定会听到反复播放老朱的录音“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农桑衣食之本”之类的碎碎念。

杀戮会带来恐怖，也会带来秩序。大案接连发生，将勋贵、官员、豪族、地主打击得支离破碎。以农为本，老朱想要的农村振兴计划更容易推行了。

我们不用给他套高帽子，朱皇帝的首要目的还是朱家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但在客观上，他也确确实实把恢复农业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根据户部的统计，洪武元年全国增加的恳田数字是七百七十顷，这个可怕的数字甚至还不如我们如今一个县的耕地，它说明战争让农业变得有多支离破碎。

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人口波动最剧烈的时期，损失过半是常态。历代末年的大动乱在籍户口下降六成都算是上苍眷顾，平民能活下来四成都可以算交战双方仁义。

战乱造成的人口损失屠杀只是一方面，社会失序造成的饥荒、疫疾流行才是主要方面，朱五四一家就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战争是平民的梦魇，也是无数小兵的噩梦，一将功成万骨枯，那都是死人堆出来的。

到了元末也好不了多少，元朝后期全国人口在9000万左右，明初只剩6000万，损失三分之一。

当老朱收税时，他才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许多地方根本交不上额定的租税，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口去种地，许多行政单位只能降格，州改为县，人少的县被合并，重新确定交税数量。

要问朱元璋自带的天赋是什么，除了军事可能就是农业了，祖祖辈辈的务农经历让他从小就熟悉农业，游方要饭的经历又让他增长了社会见识，他很明白如何发展农业。

数字不会说谎，经过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恳田的数量每年都在增长，到洪武十二年户部统计时，这个数字是二十七万三千一百零四顷三十三亩，十六年翻了350多倍。

庄稼不会自己长出来，还得靠人来种。根据洪武十四年的人口统计，全国共有户口10654362户，人口59873305人。

为啥看上去几乎没有增加呢，这里面有个统计学上的概念。

这个数字是根据里甲制统计出来的人口，不包括罪犯、奴隶，也不包括不实行里甲的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军户和卫所衍生出的人口也不计算在内。

这些人有多少，现在没法确切统计，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认为洪武朝的人口巅峰数字很可能在一亿以上。

在农业社会，当土地兼并的主要推手豪族和官员受到一再打击，底层农民的生存条件就上去了，大家吃得更饱就能生更多的娃，开垦更多的荒田。

人口和恳田两个数字上去了，经济也就上去了；经济好转了，统治自然也就稳固了。

农业开始复苏，带动手工业、商业等行业的复苏。由于铜钱无法满足流通的需要，老朱甚至发行了纸币。这种叫“大明宝钞”的纸币流行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防伪技术不过关，伪钞太多，不得不停止发行。

老朱骨子里是个农民，他最重视的是农业。在洪武时期，他定下了“重本抑末”的总原则。“本”是农业，“末”指商业，“重本抑末”就是“重农抑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老朱最推崇的，商业终究是不被重视和受到抑制的。

有个说法叫做“一切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我觉得这话不全对，明明该改成“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皇帝压根不重视商业甚至抑制商业，经济怎么能发展呢，这决定明初工商业的发展终究有限。

这是老朱挖的另一坑，它的影响会持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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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特殊的棺椁打开时，所有人都惊呆了，这哪里是一处古墓？简直就是一个封存了两千多年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主人是谁呢？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出生了。喜比秦始皇嬴政大三岁。秦王政继位那一年，喜年满十六周岁，虚十七岁，需要去当地官府登记，这叫“傅籍”。这意味着喜可以为国服役了。在秦国，军功授爵制度，是一种福利，它和你的地位、待遇、官职、土地深深地绑在一起。除非你不想在秦国混，每个人是逃不掉傅籍的。喜傅籍后两年，秦国攻打魏国。喜被征召入伍，这场战斗魏军被斩首三万，庆幸的是，喜平安回来了。在打完仗后的这一年八月，由于喜获得战功，再加上从小受过良好教育，喜成了一名基层官员，他的职位被称为“史”，负责掌管文献档案，相当于事业单位里的档案室管 理员。现在作为新入职的官员都要接受岗前培训、廉政教育，当时的喜也不例外。秦国倡导以吏为师，给他上课的都是老秦吏，同时还配发了秦吏行为指导手册，这就是《为吏之道》。《为吏之道》教导秦吏要清正廉洁，工作勤勉，对待百姓要仁爱，国家对官吏也有完善的考核制度，对于那些危害百姓的恶吏一定要严惩不贷。经过一番正规系统的官员培训，秦国官吏体现出了很好的素质，难怪荀子到了秦国后，惊呼秦国的官吏是他见过的蕞好的官吏，行政效率高、廉洁指数高、社会治安好，百姓安居乐业。刚成为一名基层官员没多久，秦国又对外爆发战事。喜再次被征召入伍，这次战争，喜平安归来。当年十一月，由于工作努力，喜被提拔为安陆地区的御史相当于安陆县令的秘书。接着一年之后，喜又被提拔为安陆令史，负责掌管文书，类似于现在区县的档案局局长。接着二十三岁的喜又调任为鄢县令史。二十八岁，喜又被调任为治狱鄢，相当于现在区县的政法委书记。喜之前都是掌管档案文书的清闲工作，而调任治狱鄢后，忙得一塌糊涂。与司法相关的事，喜都要管。有一天，有人报官发现有人上吊自 杀了，喜带着人立刻前往案发现场。来到现场，喜看见一个人悬于屋顶，舌头并没有吐出来。接着喜带着办案人员将尸体取下，解开绳索时并没有听到叹息声，查看了死者脖子上的勒痕，并没有淤青的痕迹。死者的衣服被解开，发现身上有多处伤痕。喜判定此人并不是上吊自 杀，而是他杀，然后被故意伪装成自 杀。于是公布线索，征集有无可疑人员。当地百姓立刻向官府提供了非常多的线索，很快案件就告破了。做当地的治狱鄢，喜将与司法相关的法律条文汇编成了《封诊式》，里面包含了抓捕、审讯、法医等众多司法内容。有的案件破了，可是死者无人认领，下面人问喜什么时候埋了，再不埋就臭了。喜翻了翻《日书》，就近找了一个可以下葬的好日子，把人埋了。秦国的《日书》就像我们现在的黄历，对于婚丧嫁娶、种田打仗无所不包。喜死后也把《日书》带在身边。当喜在治狱鄢的位置上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公元前232年，秦王政十五年。喜再次被征召，奔赴北方前线，秦国攻打赵国，喜所在部队进攻平阳。这次是秦赵大战，李牧率领赵国的长城军团大败秦军，好在喜平安归来。喜再次回到安陆，干着自己的工作。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31年，秦在对韩用兵。喜收到了南郡守下发的警备通知书。他立刻开始奔赴基层，做好战争警备工作。喜所在的安陆属于南郡，正是楚国曾经的核心地区江汉平原，是楚人的大本营，数百年的郢都就在这里。

拔郢之战后，江汉平原被秦国设置为南郡，当地很多百姓早已把自己当作秦人，忘了自己过去的楚人身份。可是有一些楚国贵 族余孽却对秦国恨之入骨，要提防他们趁机叛乱。这一年韩国被顺利拿下，南郡也没有发生叛乱。可是南郡守却感觉当地仍有楚国残余势力，于是他下发了《南郡守腾文书》，要求基层官员把《秦律》公之于众，对于违法人员一律逮捕。郡守会派人下基层视察，谁要是不作为，直接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在南郡守腾的文件指导下，效果及其显著，就连秦末农民起义天下大乱的时候，南郡也没有人举起复辟楚国的大旗。此后喜一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一直活到46岁去世。@木冉读书分享 两千年后，云梦睡虎地喜的墓被发现。墓里除了一具尸体，就是成堆成堆的竹简，共计有一千多枚。竹简里面的内容绝大部分与秦国律法有关，被命名为“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这简直是一个人的“史记”。这些竹简真实地展现了战国末期秦国的风貌，其实秦始王统治时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残暴，比如陈胜吴广逾期到达的情况，按《秦律》规定，是罚两个盾牌，如果是因为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逾期到达，是没有处罚的。

为什么陈胜、吴广会说逾期要杀头，也许是因为秦二世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蕞后才会导致秦国的灭亡。关注我，带你阅读书中有趣的故事，探讨他人有趣的观点，了解精彩的人生。#真知新坐标# #我要上 头条# #历史# #头条历史#

#读书# #读书笔记# 【品书录】《史记·周本纪》说过：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周公“制礼作乐”是周朝的一件大事，而且，这件大事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影响非常大。“制礼作乐”使夏商以来的礼乐制度更加完善，而且形成了一整套治国教民的体制。

直到春秋末期，儒家创始人孔子还对周朝的礼乐制度十分赞赏和推崇。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在春秋末期感到了“礼坏乐崩”的迹象，而他仍然十分重视周代礼乐，着力于恢复礼乐。之前，周公“制礼作乐”，是对夏商二代礼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这使得周朝的人文教化更系统化，使得礼乐风尚更浓郁，而周朝礼乐正是周代政治制度成功的重要体现，孔子对于周公是很尊崇的。

大家在阅读先秦诸子的著作和两汉史书时，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几乎都论及周公的倡导礼乐制度的功绩，赞美他“制礼作乐”的功德。《史记·周本纪》说得很明显，周初定天下，成王年少，“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而他摄政当国所推行的主要举措，就是改革政治制度，实施礼乐教化。《史记·周本纪》说，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可以说，周之兴盛，在于推行礼乐。

《淮南鸿烈·诠言训》记载：“周公殽臑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县，以辅成王而海内平。匹夫百畮一守，不遑启处，无所移之也。”“辅成王而海内平”的治国妙招就是“制礼作乐”。

汉初著名思想家、政治家陆贾说：“周公制礼作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重译来朝，故无为也。”（《新语·无为》）礼乐制度顺利推行，秩序就稳定了，统治者就可以“无为”了。

汉代大儒董仲舒说：“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汉书·董仲舒传》）

其实，《勺》即是《酌》，为周公之乐，是周代最盛行之乐。这是周公发挥和发展前代礼乐的一个典型例子，《勺》的兴盛是礼乐大兴的体现。

因而，《白虎通·礼乐》说得很明白：“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辅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乐，示以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乐周之征伐行武……以定天下，故乐其武也。”

由此可见，礼与乐的发挥，“制礼作乐”措施的顺利推行是周代兴盛的关键性的政治措施。

首先，礼乐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最显著的功能就是区别等级并维护等级制度。荀子曰：“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荀子·富国》）可见，区分和维护等级制度的“制礼作乐”的根本目标。

其次，礼乐教化可是起到“管乎人心”的作用。

荀子说得很清楚：“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荀子·乐论》）

显然，“礼别异”就是分清尊卑贵贱，区分不同等级的阶层，而且，促成和强化这种区分不仅仅是通过外在的强制手段，而是通过礼乐的教化而使“礼制”“礼仪”变成人们的内在欲求，是自觉愿意接受的，从而养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安分守己的习惯。

这就非常明显了，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综合看，就是内外兼施，在外，通过“礼别异”来推行和维护等级制度；在内，通过“乐合同”，即教化礼乐来培养和塑造人们的礼仪等级观念，而且，在分别等级之后，还要使不同等级之间的人们处于亲敬和谐之中。

在西周时代，礼乐的功能很显著，分等级，促和谐；而且，礼与乐已分别开来，礼主要是区分等级，而乐主要是教化礼念，促进和谐。当然，礼和乐又是统一的，礼以乐教化礼制，而乐将礼仪式化为审美表现形式，礼乐相通，礼支配着乐。

当然，在礼乐大为兴盛也无形中塑造了古代十分浓厚的伦理观念和优雅的音乐文化气氛，所谓的“礼仪之邦”显然与此密切相关。

◎叶世昌｜欧阳修慧眼识“三苏”#读书会# #读书#

欧阳修和苏洵，以及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都是北宋的著名文学家。苏洵父子被后人合称“三苏”，他们成名前，欧阳修已经担任翰林学士等官职，不仅政治地位高，且在文学上有很大影响。而苏洵父子的文学才能，都是在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荐下，才得到了当时社会的重视。

苏洵是四川眉山人，比欧阳修只小两岁。他在二十七岁以后方发愤读书，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弄通了六经和诸子百家，并写出了《权书》《论衡》《几策》等一系列击中时弊、文笔犀利的政论文章。

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张方平任成都府行政长官。他听说苏洵学有成就，便向朝廷推荐。但整整过了两年，尚不见朝廷的答复。他考虑到自己的推荐不起作用，就又把苏洵介绍给欧阳修，想通过欧阳修的影响力，使苏洵的才学得以发挥作用。

欧阳修与张方平原有政见矛盾，但并不因此而对他推荐的人心存芥蒂。他读了苏洵的文章后，大为赞赏:“这多象荀卿子的书！”竟把苏洵比作了荀子。

欧阳修迅即起草了《荐布衣苏洵状》，将苏洵及其文章推荐给仁宗皇帝。在推荐书中，他称赞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道”，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后来苏询果然得到皇上的启用，破格授与校书郎的官职。而苏洵也不负欧阳修的推荐，在翰林院工作得十分出色，获得同僚的交口称誉。

苏轼和苏辙自幼刻苦学习，于嘉祐二年(1057年)一起参加进士考试。在这次考试中，考官梅尧臣在阅卷时发现一份文采斐然、见解出众的试卷，将它呈请主考官欧阳修过目。欧阳修读后赞叹不已，坚持定为高等。发榜以后，才知道是苏轼的卷子。而苏辙的试卷也很不错。他们兄弟两人双双中了进士。

欧阳修尤其感到苏轼在文学上会超过自己，但他并不因此而不安，反而觉得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老夫当避路，让他出一头地也。”表现出了一种高尚的让贤精神。

苏洵父子，父亲被欧阳修推荐给皇上，儿子被欧阳修录取为进士，一时传为佳话。尤其是自那以后，士大夫们都争相传诵“三苏”的文章，许多学者也都模仿他们的笔法，顿使文风为之一变。

欧阳修一生识拔过不少人才，对待“三苏”只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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