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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一日（11月3日），两宫太后连续颁发多道谕旨，大体内容是：

谕内阁恭亲王奕訢着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谕内阁着恭亲王奕补授宗人府宗令；谕内阁着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瑛，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这几道谕旨的下发，意味着建立起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的“北京派”辅政新班子。十月二日（11月4日），又谕令奕訢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又谕着他管理宗人府库银，等于让奕訢集政权、兵权、族权、财权于一身。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新人笑旧人哭，在大清帝国生成新的政治领袖之后，并没有忘记先前的对手，只是这种不能忘记并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慰问，因此北京政变还需要完成最后一个步骤：清算八大臣，查办余党。

无数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政治集团倒台后，总会有投机分子踊跃表现出落井下石的样子，希望借此机会立功受赏，而这种做法恰恰给了其政治对手顺理成章进行清算的借口。北京政变也没有摆脱这种套路。

就在两宫太后连下五道谕旨的同一天，少詹事许彭寿上《密陈查办党援等四项事宜折》，希望能够扩大对“热河派”的打击力度，清算其余党以及为“北京派”平反。显然许彭寿这个折子很能迎合两宫太后和奕訢的口味。但两宫太后头脑还是十分冷静的，她们让许彭寿说出谁是“热河派”的余党，防止有人被诬陷，而且谕令官员们不准互相弹劾，以免误伤太多。

两宫太后的这种反应，与其说是为了稳定政局，不如说是为了将对官员如何定性的主动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当时除了下旨首先查抄她们最为痛恨的肃顺的家之外，还在十月五日（11月7日）召集王公大臣对八大臣进行罪名定议，最终形成的处理意见是对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以大逆不道处死。

次日奕訢代拟八大臣罪状，共计八条：

一、不能尽心议和，以至失信于各国，导致先帝被迫逃往热河。

二、阻止先帝回銮，致使先帝驾崩于热河行宫。

三、反对太后听政，拟旨时阳奉阴违，擅自矫诏；尤其是肃顺每次请见两宫，于召对时，言语之间颇为趾高气扬，居心叵测。

四、擅自阻拦太后召见亲王，肆无忌惮，时常暗中采用离间之策。

五、假传圣旨，以赞襄政务为名，诸事并不事先请示，擅自做主。

六、肃顺接奉谕旨后，当面咆哮，目无君上。

七、肃顺由热河回京，私带眷属行走。

八、肃顺善坐御位，善用行宫内御用器物，把持一切事务，宫内传取应用物件，肃顺抗违不进，并声称有旨亦不能遵。

纵观这八条罪状，除了第一条尚且可以讨论之外，其余七条基本算是生拼硬凑，用老百姓的俗语讲：拣鸡毛凑掸子。其中后四条是对准肃顺一人的，当然谁都看得出来这是想要置其于死地。前四条与其说是为八大臣安上罪名，不如说是奕訢对自己与洋人求和的一种开脱，以及两宫太后想要掌握实际权力的一种掩饰。

同一天，两宫太后派肃亲王华封、刑部尚书绵森，前往宗人府传旨，令载垣、端华自尽，将肃顺押往菜市口处斩。随后奕訢拟定其余“热河派”的五大臣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职，发往新疆效力。不过两宫太后为了招揽人心，只是将五大臣革职，免去发配之苦。

对于“热河派”的余党分别惩处：尚书陈孚恩、侍郎黄宗汉革职并永不叙用，陈孚恩从重发配新疆效力赎罪。侍郎刘琨、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泰，候补京堂富绩即行革职。宫内与肃顺等交往密切的太监杜双奎、袁添喜、王喜庆、张保桂、刘二寿等人也从重处分。造办匠役韩套儿、松林、福贵、文浩、常福、玉保等六人因为经常前往肃顺府邸，也被杖责八十。

从这份处理名单来看，“热河派”除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算是精英之外，可谓是根基浅薄。如果不是因为咸丰皇帝让八大臣辅政，或许也只有肃顺尚且能在新朝廷中立足，因此最终失败也是有缘由的。

值得一提的是，“祺祥政变”不仅让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掌握了最高权力，也是晚清政局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政治舞台的上下前后，即将发生新的变化。首先，中央权力发生再分配，由政出一人过渡到垂帘听政与亲王议政相结合的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睁眼看世界的大清帝国统治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洋人在帝国前行的道路中，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就意味着中国开始逐渐融入世界体系之中。南方太平天国依旧声势浩大，这也使得虚弱的大清帝国不得不依靠以汉族官僚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并进而使其逐渐控制大清帝国的权力机构。

集诸多权力于一身的恭亲王奕，由于其“洋味儿”的存在，总结帝国在最近二十年对洋人屡战屡败的经验教训，则必不可少地要引导大清帝国开始向西方学习靠拢。只是由于诸多原因，大清帝国前行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前方将布满荆棘，时刻考验着大清帝国统治者们的智慧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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