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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李鸿章的外孙、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在上海一间不足14平米的公寓因肺病凄凉离世。

张志沂的父亲是晚清名臣张佩纶，他的母亲李菊藕是李鸿章的女儿。张志沂从小养尊处优。19岁时，他与清朝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逸梵步入婚姻的殿堂，成就了一段佳缘。

五年后，黄逸梵相继生下了女儿张爱玲、儿子张子静。两人风华正盛，有钱有闲。下有烧饭打杂的佣人，两个孩子也有专属的保姆。这样的生活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

张志沂是家里的小儿子，上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母亲对她十分娇惯，他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并且和一帮狐朋狗友在一起抽上了大烟。

黄逸梵是深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女性，她看不惯张志沂无所追求的成天在家里吞云吐雾，两人数次起争执，张志沂非但不改，还将养在外面的小妾带回了家。

1924年，二十八岁的黄逸梵抛下两个孩子，跟小姑子张茂洲一起出国留学。她的出走在当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张府的太太离家出走的消息不胫而走，还上了报纸的头条。思想开明的人将黄逸梵奉为“进步女性”，思想传统的人说黄逸梵不守本分。

后来，因为与小妾关系不合，张志沂将小妾赶出了家门，带着家人搬回了上海。回到上海后的他给妻子黄逸梵写信，并在信中保证自己要改邪归正，不再吸毒，也不出去吃喝玩乐，要立志上进。

黄逸梵被他信中的“真诚”打动，再加上对两个孩子的热切思念，她决定回国。

但是，贵族少爷张志沂无法抗拒花天酒地的生活，仍然整天肆无忌惮地沉溺于玩乐之中。于是两人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最后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离婚后的张志沂曾经去日本住友银行上海分行做英文秘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民国大总理孙宝琦的儿子孙用时，在孙用时的牵线下，他和孙用时的妹妹孙用蕃再婚结为了夫妻。

婚后，他和孙用蕃一起吸食大烟，家里的吃、住、行都很铺张浪费。咸鸭蛋只吃蛋黄不吃蛋白；炒鸡蛋要用鲜嫩的香椿芽；夏天一定要吃海瓜子。买国外进口的火腿、罐头芦笋等。张志沂出门都是小汽车进出，只要看到新款式的进口汽车，他立即就将旧车卖掉换成新车。

之后他和两个银行同事合资开了一家钱庄，钱庄大多是搞投机，股票、证券、黄金、美钞、银行，什么都做，还做短期抵押贷款，利息按日计算，如果用心经营，估计也能获益。钱庄刚开业那段时间，张志沂热情满满，整天往钱庄跑。后来就每周去几次，了解一些业务经营情况，有时也做点交易。再过了段时间，他干脆就不去了，只偶尔打打电话，远程操控。后来他自己竟然成了钱庄常年的透支户。他透支的理由是拿去外国投资其它生意。实际上他是拿回家补贴他和孙用蕃的日常开销。

随着张志沂在钱庄的透支窟窿越来越大，他变成了空头股东，他的合伙人也跟他拆伙另谋他路。张志沂为了维持他的生活，开始变成田产和房产。早年分家分给他的安徽的田产和上海的房产都被他变卖得差不多了。恰好此时时局不稳，通货膨胀，大烟也越来越贵，他就靠变卖遗产和孙用蕃维持着他们的豪华生活。

1942年，张志沂带着全家从大房子搬出来，住进了华山路一个三室一厅的公寓里，生活拮据。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大面额金圆券，一时间物价飞涨，早中晚的米价都是三个价，可能早上很便宜，到了晚上就高涨。一担米涨到四千四百万元；一块肥皂由四十万元涨到六十万元；买一张火车票，售票员要花一分钟才能当面将钞票点清。

张志沂卖掉了上海的最后一处房产，换了不少美钞和黄金，有朋友劝他将美钞和黄金藏在手边，用的时候再一点一点换。张志沂一点都听不进去，他将美钞和黄金拿去全换成了金圆券。

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开始限价，结果限价过后，金圆券几近于废纸一张。

张志沂最后的一笔财富变成了废纸，此时的他已经五十岁。

一年后，张志沂与孙用蕃搬到江苏路十四平米的房间里，厨房和卫生间都要同楼上的十几户人共用。他终于下定决心，和孙用蕃两人戒了大烟，开始了省吃俭用的日子。

此时他的儿子张子静在“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工作，没有老本，没有工作的他几次写信让儿子给家里打钱补贴家用。并且趁儿子出差上海，将儿子的差旅费扣了下来，补贴自己的家用。

1935年的时候，张志沂在上海的虹口还有八幢洋房，靠出租洋房也有不少的收入。另外还有部分国产和古董。前后只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就将所有的家产都败完了。

李商隐的诗中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写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林则徐曾经说过：“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前人先贤，言犹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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